荣获“人民艺术家”称号的田华。

田华演出《白毛女》剧照。

“长期以来，你们怀着对党和人民的热爱、对艺术理想的坚守，塑造了一个个生动鲜活的银幕形象，给几代观众留下美好回忆……”习近平总书记给田华等8位电影艺术家的回信，一字字一句句，如暖流漫过心田。

田华，这位97岁高龄的表演艺术家眼眶湿润了，视线渐渐模糊，她恍若看见太行山的烽火在字里行间重新燃起。

1928年夏天，她出生在河北唐县一个刘姓贫苦农民家庭。落地时，正好赶上村里闹天花，接生婆说，以毒攻毒，这孩子就叫“天花”吧。

种地养不活一家子，天花的父亲只好出去做买卖。没想到，鬼子来了，生意没做成，还赔了本。她母亲是一个勤劳勇敢的农村妇女，替夫还债，操持家务，病累而死。天花最遗憾的是，她从来不知道母亲姓什么、叫什么……

天花9岁那年，聂荣臻的队伍进了村，炊事班就安到了她家的破院里。战士们三个人吃两个人的饭，常常省下一份送给他们家。从小，天花常常见到当兵的，不是打，就是抢，唯有八路军跟他们亲热得像一家人。

1939年寒冬，刘天花扎着两根枯黄的小辫，站在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的门前，她想跟着队伍走。那些会唱歌跳舞的大哥哥大姐姐拍拍她的头问：“八路军不养闲人，你会干啥？”天花昂起头，清清亮亮唱起《救亡进行曲》：“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

就此，刘天花成了抗敌剧社最小的文艺兵。抗敌剧社的副社长汪洋说：“参加革命了，应该改个响亮的名字，我看就叫田华吧！”

父亲千叮咛万嘱咐，要小田华跟着共产党，不把东洋鬼子赶跑，决不回家。

剧社的生活艰苦而充实。白天行军，晚上排演，和日寇遭遇了，打游击那是家常便饭。小田华不怕死，但特别想家。两个哥哥都出去抗日且先后牺牲了，鬼子“扫荡”时抓“花姑娘”，姐姐虽然拼死逃脱，但还是被吓傻了。她不放心，想回家帮父亲干农活，又走不了，便偷偷地哭。汪洋说：“革命流血不流泪。你是来抗日的，又不是到亲戚家串门的，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

当时的艰苦，很难用语言来形容。他们的“舞台”，有时是村头谷场，有时是山间凹地，有时候还要到炮楼底下去，对日伪军开展宣传攻势，一边喊话，一边感觉子弹从头上呼啸而过。

最难忘的是在太行山区的一次演出，台下坐着刚从前线下来的战士，他们的头上缠着绷带，军装上带着血迹。一个月之后，田华又和前一阵儿看戏的战士们相遇，他们当中的好多同志已经战死在沙场。有一段时间，冀中平原几乎被鬼子控制。剧社每天行军打仗，不断转移，时不时还要掩护乡亲们。那年秋天，田华经历了一次极为残酷的反“扫荡”，剧社牺牲了6位同志。可他们没有退缩，一有机会就为战士们演出。有一次，一位失去右臂的八路军用左手艰难地敬了个军礼，对她说：“小同志，你们演得真好！”

最难忘那次下乡演出——队伍踩着积雪跋涉60里，小田华的草鞋早已磨穿。到达村庄时，老乡端来热水给她泡脚，看到她脚底血肉模糊，大娘眼泪直掉。当晚演出《兄妹开荒》，她忍着双脚的剧痛在台上欢快地跳跃，台下一位老大爷突然喊：“闺女，坐下唱吧，俺们听得见！”那一刻，她真正懂得了什么叫“为人民演戏”。谢幕时，老乡把仅有的几个烤红薯塞到演员手里，炙热从掌心一直暖到心窝。

更有一次，田华所在的战斗小组被困在山洞三天三夜，干粮吃完了就啃树皮。组长建议：“小田华，唱个歌当精神食粮吧！”她轻声唱起《黄河怨》，唱着唱着，洞里的战士们都抹起了眼泪。歌声停下，老班长说：“等打跑了鬼子，俺要坐在戏院里好好看你们演大戏！”

新中国成立后，田华总是想起那些在油灯下当场记、抄剧本的夜晚。镜头前，她想起送红薯的老乡、山洞里听歌的战士，感情的潮水如决堤般奔涌。当“喜儿”的眼泪夺眶而出时，那已经不只是角色的哭泣，更是一个从烽火中走来的艺术家对人民最深沉的回馈。

从黑白胶片到彩色银幕，从战争岁月到新时代，从《白毛女》《党的女儿》到《法庭内外》《飞越老人院》，再到这几年的《一切如你》《6年6天》《寻找成龙》，田华始终记着抗敌剧社老领导汪洋的嘱咐：“艺术家的心要永远和人民一起跳动。”

这么多年过去，田华从来没有忘了过去。她推掉高酬商演，深入老区去慰问；她资助贫困学生，自己却过着简朴的生活。有人问为什么，她只说：“我是党的女儿，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文艺兵，人民的养育之恩，一辈子也报不完。”

华灯初上，车流宛若星河。田华仿佛看见太行山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和平原上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听到自己的歌声刚刚停下，旷野里就响起此起彼伏的掌声与喝彩；感觉有无数身影站在身后——那是抗敌剧社的战友，是太行山的乡亲，是所有用生命托举过她的人。

“人民艺术家”，这个沉甸甸的称号，在田华看来，不属于她个人，而是属于那个在烽火中诞生、在人民中成长的抗敌剧社，属于所有将艺术奉献给人民的文艺工作者。

从1939年到今天，从小八路到人民艺术家，田华用80多年的坚守诠释了一个真理：只有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艺术之树才能常青。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