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调法治网 2018年8月17日上午，著名生命学家、东方生命研究院院长潘麟先生在北京出席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并发表演讲《印度湿婆神的生命学意涵——对〈瑜伽经〉经文1.23—1.26的注解》。大会期间，潘麟先生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的采访。现将访谈内容辑录如下，以飨读者。

    北京青年报记者（后文简称为“记者”）：潘麟先生，您好。我们注意到，您和您创立的东方生命研究院这几年来一直致力于“生命科学”的普及和传播，包括您在本届哲学大会的演讲主题也是以“生命科学”为主。目前社会上在各大院校和学术机构里也有“生命科学”。请您简单介绍下，这两个“生命科学”有何区别？

    潘麟先生：我们先说说现在各大院校和学术机构的那个“生命科学”。在各大院校和科研机构，把神经生物学、解剖学，包括遗传学合在一起成立了一个学院，就叫“生命科学”学院。这个“生命科学”学院所谓的生命是站在西方视角下的，主要指的活着的生命体。活着叫生命，死了叫尸体，所以它是研究这个活着的躯体的，像神经什么的都是与活着的躯体有关的，统统都属于“生命科学”范畴。

    为什么要说这么多呢？因为站在东方文化的角度对生命的理解和定义，跟现在大学中生命科学学院从西方那个视角下对生命的理解和定义是完全不同的。东方人对生命的定义是什么呢？生命等于意识，生命等于主体，主体、生命、意识这三个是一回事儿。所谓生命科学就是研究意识内在结构和内涵属性的一门学科。

    这个生命科学扎根于或者说渊源于东方传统文化。生命科学这个名字是我提出来的，但是生命科学这个事和我们传统文化是同时诞生的，因为东方文化就是紧紧围绕着生命的内涵探索的文化。不管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都有这个共性，就是不约而同地紧紧围绕着生命（主体、意识）的内涵、结构等等属性进行展开讨论。儒家站在儒家的角度，道家站在道家的角度，佛家站在佛家角度。角度不同，但是出发点和归落点都是“生命”二字。

    所以整个儒家都是自始至终紧紧围绕着、紧扣着生命而讨论，建立学术体系、思想体系。道家也是，佛家就更不用说了。以儒佛道为代表的东方文化都是自始至终紧紧围绕着、紧扣着生命而讨论。这个东方还不光是指中国，印度也是文明古国。四大文明古国有两个已经消亡了，就是巴比伦和埃及；还有两个活着，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印度。中国和印度都在东方，所以它们都是东方文化。所谓东方文化其实就是中印文化，中国和印度，或者叫中国文化圈、印度文化圈。

    中国文化不光在中国，日本也有中国文化，韩国也有……它叫汉文化圈，或者叫中国文化圈。印度文化也不光在印度，就是现在的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尼泊尔都是印度文化圈，包括泰国的很多风俗习惯都有很浓烈的印度痕迹。

    中国游客到泰国去，最热衷的就是拜泰国的四面佛。那个四面佛不是泰国本土的，是从印度传过来的。其实人家也不叫佛，是我们中国人称呼的，人家就叫神。

    这个四面神从哪里来的？是印度教的大梵天神。由于大梵天有四个面，所以就俗称四面神，它是这样来的。我在印度待过五年，对这方面有所研究，我今天（注：2018年8月17日下午演讲）的演讲还要讲到大梵天神。

    记者：您为了是研究印度文化才去印度的吗？
    潘麟先生：嗯，为了研究印度文化，我在那儿侨居了五年时间，2012年才回国，这也有五六年了。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有一个共性，从这两个文明诞生之初就有了这个共性。这个共性是什么呢？都是无一例外地紧紧围绕着生命的内涵进行讨论、探索和建立各自的思想体系、文化体系、宗教体系、哲学体系、伦理体系等等。只是没有生命科学这个词儿，但是这个事儿已经有了。

    记者：叫法不一样，是吧？
    潘麟先生：对。其实佛家里面有大量对生命内涵的真知灼见，对生命真相的揭露，对生命规律探索的成果，但是笼统地都叫佛学。道家、儒家也是这样。我们现在把散落在儒佛道各家的对生命探索的成果汇总到一起成立一个学科，就叫生命科学。所以生命科学来源于、渊源于东方传统文化，生命科学跟传统文化水乳交融，可以说是母与子的关系。

    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有着非常大的差别，主要就体现在知行合一。东方哲学是起源于行、贯穿于行，最后落实于行。从起源上看，它是从行为中慢慢地滋生一些思想，滋生一些哲学观念，这就是东方哲学的来源于行。东方哲学的探索过程也就是行动的过程，这是分不开的，知行合一结果还是落到行上。

    西方哲学是建立在思辨之上。思辨是坐在书斋中，跟行为、跟生活、跟人生是可以分离的。它凌驾在生活之上、凌驾在人生之上，纯粹地在书斋中进行概念的演绎、逻辑的推导，最后只要这个哲学体系在逻辑上不相互冲突、不自相矛盾，就成立了，它是这样的。所以它只有知，不提倡行，甚至反对行。别管我在行动上怎么样，只要在逻辑上是成立的、是自洽的、是不矛盾的，这个学说、这个思想就成立了，这一家哲学就宣告诞生了。它是这样的。这是东方哲学跟西方哲学最大的差别。

    由于这个知行合一的理念贯穿于始终，所以东方的哲学家都是生命实践家。他要把他的哲学思想、哲学理念、哲学观念通贯在自己的身心言行中的。他不是坐在书斋里面空谈的，不是进行逻辑推导的，不是进行概念分析的，他不是做这些的。他是要把每一个观点，比如说儒家提出的仁，完全贯穿到身心言行中，在身心言行中去体会、去领悟、去深化、去彰显、去落实。最后，这个仁跟我的身心言行彻底融为一体、打成一片，从此，我就是仁的载体，我就是仁的化身。孔子就是典型的仁的化身。你要想知道什么是仁，那你就看看孔子的一生，孔子的一生就是仁的展开，就是仁的彰显。你要想知道什么是仁，那你就把孔子这一生的言、行加在一起，那个就是仁。他用自己的人生、生活诠释了仁。孟子也是，孟子也诠释了仁。

    儒家的历代圣贤，大师们，他们用一生来实践仁、消化仁、领悟仁。这个消化不是大脑的思辨消化，是在生活中、人生中知行合一。所以，知行合一概括得非常精确、非常到位，画龙点睛。你换一个词儿都不合适，用这四个字来概括提炼东方哲学的特色是最为准确的。东方的哲学家、思想家由于有知行合一的这个基本理念的贯穿，他们全部在身心中实践，所以他们对生命的理解、感悟、洞察是完全异于西方的。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他们不仅是哲学家、思想家，也是生命科学家。东方的哲学家无一例外都是生命科学家。他们为什么能成为生命科学家？因为他们把所有的哲学理念、哲学理想全部用身心言行来贯穿、来消化、来体悟、来洞察、来深化……最后打成一片。比如说道家，要想理解什么是道，老子就是道。为什么？因为老子把他所谈的那个道完全融化在自己的身心言行中，所以他的每一个言谈举止都是道的具体化，都是道的彰显，所以说老子就是道，道就是老子，它是不分的。

    它不像西方，关于道，只是关于道的一些概念在推演，与自己的身心，与自己的生活，与自己的人生是分离的，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叔本华。叔本华是悲观主义哲学家。他说人生不值得一活，人生活着实在是没劲，人生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死还是马上死，不要到明天，我们不需要活到明天，这个人生毫无意义、毫无价值，没有任何可留恋之处，没有任何可热爱之处，这是他哲学的基本主张。但是他本人比谁都贪生怕死，他的枕头里随时放一把左轮手枪，为啥这样？他怕别人暗杀他。其实也没人暗杀他，一个哲学家谁暗杀你，你又不是政治家，不是什么危险人物，谁暗杀你啊。这是一个事情。另外一个是他比谁都贪名好色，但是他的哲学又一再地鼓吹人活着是没劲儿的，人是不应该活着的，人多活一天都是罪过，人就不应该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知行分离，知是知，行呢就是具体生活了，是完全另外一个样子，跟他的哲学几乎是两张皮，是分离的。

    记者：您怎样看待这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学以成人”？
    潘麟先生：整个东方文化都在追求如何成人。自从有东方文化开始，人类就把“如何成人”作为一个思考的对象，作为一个探索的对象，这个成人的意识是始终贯穿其中的。这个不管是中国的佛家、道家、还是儒家，即使是来自于印度的佛家，整个印度也是围绕着如何成人形成了各个流派。

    其实成人跟生命的觉醒、探索生命的真相是一个意思，只不过一个是内，一个是外。如果我们对内，对生命的真相、对生命的内涵、对生命的内在结构、对生命的种种属性没有一个清晰、明白、系统的了解与洞察，我们是不可能在外面做好待人接物、在人间过好这一生，走好这一生的。我们首先要理解自己、理解生命的内涵，理解得越透，我们在人生中、在生活中、在待人接物中才能越接近完美、越接近理想。这个完美、这个理想就叫成人。这个孩子成人了，成人的意思就是在各个方面基本没有大过失、没有大残缺。人格也好、性格也好、三观也好、言行也好，就是这些主要方面基本没有问题了。

    外在表现得没有问题，它的前提是对内在的了解，内在才是根。如果我们对自己的生命没有一个很透彻的了解，就不可能在外在的言行举止、待人接物中有好的表现、有好的结果，这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从生命科学来诠释，或者用国学来诠释学以成人。这个“学”是知行合一之学，是东方含义上的学，不是西方含义上的学。东方人和西方人对学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东方人是只有知行合一下的学才是真学，只有知行合一下的知才是真知。正如王阳明所说，没有行的知不是知，真正的知就是行，真正的行就是知，知行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不能打成两截，不能分开的。其实他要表达的意思是知行本一，本来就是一。知行合一在王阳明的语境下是知行本一，就是它本来就是一，分开是错误的，它来自于一个东西，一个根。他说知行就是类似于这样，它是本一的，这是东方人对学、对知、对行这三者的理解。

    西方人的文学、哲学，还是其他，是知行分离的，也就是我的学说、我的思想、我的哲学观念可以和我的生活、身心是分开的。我的生活是一个样子，我的学术观点是另外一个样子。为何我可以肯定地说这一届的“学以成人”的“学”一定指的是东方的“学”呢？因为“学以成人”这四个字是杜维明先生提出的观点，他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在西方教授中国哲学几十年，是中西比较哲学的著名代表人物。

    我们东方人，尤其是儒家，是把道德的觉醒放在首位的，认为道德的觉醒是一个人成不成人的标志。道德的觉醒某种意义上又等于生命的觉醒。最典型的就是陆九渊先生。他就说了一句话：“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这个是典型地把道德的觉醒放在知识积累的前面。你可以没有知识，我不识一字，不识一字就是没有知识，但是不要以为我没有知识，我是一个文盲，我就一定是混蛋，我就一定是坑蒙拐骗，那未必！即使不识一字，我也能堂堂地、顶天立地地做一个人。这个堂堂地、顶天立地地做一个人指的就是道德的觉醒。他成为一个道德的化身，他在伦理道德上没有瑕疵，接近完美。上慈下孝，兄友弟恭，尊敬师长，朋友有信等等这些。别看我一个字不认识，但是这些我都能做得不比任何一个圣贤差。这句话就反映出我们东方人的一个基本观念，成不成人不在于你知识多少，而在于你道德觉醒了没有。再广义一点讲，就是生命觉醒了没有。生命觉醒了、道德觉醒了，你在人世间才会被许可为成人了。而不是你装了一肚子书，却是一肚子男盗女娼，一个伪君子，站在中国文化角度，仍然不许可你成人了，你仍然是一个小人，你仍然是一个禽兽不如的人。反过来说，哪怕你不识一字，亦须还你堂堂地做个人。

    这个不仅是陆九渊的观点，不仅是儒家的观点，而是整个东方的一个观点。尽管佛家没有这么明确地这么说，但是字里行间的基本理念也是完全认可这个观点的。尽管道家也没有像陆九渊这样说，但是在道德与知识的关系上、在成人的标准上，也都是认可儒家的，认可陆九渊的这个观点的。也就是成不成人，不以知识的高低多少为标准，而是以道德的觉醒、伦理的觉醒、人格的觉醒为唯一标准、唯一参照系。

    这个学以成人的“学”里面还含着一种觉醒、含着一种人格的挺立。只有道德的觉醒、人格的挺立，才能够合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千百年来的所谓的成人。

    说完中国的东方的成人，再说说西方。西方的成人指的是法律意识的觉醒、社会意识的觉醒、规则意识的觉醒，包括政治意识的觉醒，这些做到了，可谓成人。它是从这几个重要的点上来评判你成没成人。

    你有没有法律意识的觉醒？如果有了，好，你成人了；如果没有，那就证明你还不行，你还没成人，你还要继续学习、继续努力、继续成长。

    其次就是对各种规则的觉醒。所谓觉醒，最直接的标志就是，你有没有自觉地遵守社会游戏规则，各个方面的游戏规则。你身为一个职员，那么职员有职员的游戏规则；你身为一个丈夫，丈夫有丈夫角色的规则、责任；如果你是个游客，你到一个地方去游玩，那你要遵循这个地方的山水环境管理上的规则。比如说这儿挂一个牌子“此栏杆不可跨越”，那你就不要跨越，这就叫遵守规则。总之就是看你的规则意识有没有树立起来。如果树立起来了，你成人了；没树立起来，那你还要继续努力。

    包括政治意识的觉醒，你有没有真正地爱国，有没有真正地爱上你的民族。比如国家征兵了，或有什么号召了，你有没有积极响应？如果响应了，证明你的国家意识觉醒了，自觉地捍卫国家的利益。包括税收，税收是国家生存的基本保障。你是自觉地偷税漏税，还是自觉地交税。如果你意识到了税收是国家生存的基本保障，是公共设施的保障。如果你不交税，我不交税，没有税收了，那国家不是就瘫痪了，公共设施就瘫痪了，马路也没人修了，机场也没人修了，这个绝对不行。我身为这个国家的一份子，就要积极交税，以便国家拿税收的钱把公共医疗、公共教育等等这些做好，这就是社会意识的觉醒。你有了这个觉醒，并且在这个觉醒基础上，你有相应的行动和行为了，就视之为成人，反之就视之为不成人。东方和西方对成人的定义和理解，是有重大差别的。这个“学以成人”的“成人”，一定是指东方意义上的成人。

    记者：您对第二轴心时代有什么样的展望呢？
    潘麟先生：以我的看法，现在全球范围已经踏进了第二轴心时代的大门了，虽然没有登堂、没有入室，但已经进入到这个院门里了，我们一只脚已经踏进来了。为什么这么说呢？粗略地总结这么几点。

    第一，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前两百年，那个阶段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爆发期、一个井喷期，我们视之为第一轴心时代。“轴心期”是西方人的说法，其实我们中国人更喜欢使用“核心期”，或者是另外一个词叫“鼎盛期”，就是人类文明的第一个鼎盛期，或者叫井喷期。这个就是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前两百年这一段，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文明的一次大爆发，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它是智慧的爆发。这一次的爆发，余波荡漾到现在。这两千多年来，整个人类的思维、观念、理念、行为，基本上没有超出轴心时代那些伟大的思想家们奠定的基础和给定的框架。我们现在学佛，但是依然在佛陀给出的那个体系、那个框架里面。我们学儒，儒家那个体系还在影响着我们，或明或暗，无处不在。因为整个中国文化，就是以儒家为主流的文化，儒家就是孔孟的文化，就是孔子的思想在笼罩着一切。不管你是否热爱孔子的思想，不管你理解多少，但是我们言行举止中，孔子的思想已经融化到我们的DNA中了，你是去不掉的，也是不可能去掉的。

    也就是说，整个后来的两千多年，都是轴心时代的延续而已，但是延续到今天出问题了。就像这一次的大会，很多重要的世界级的知名哲学家、思想家，一再地提到一个观点，我们现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他们说的危机是什么呢？传统与现代的危机，东方与西方文明的危机，发展相对滞后（欠发达）与现代化的危机，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危机，道德危机，人格危机，乃至于文化本身的危机。比如说京剧，到底怎么办？保留着还是去掉？这就叫文化危机，因为京剧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有相声，到底是扔掉还是不扔，不扔又怎么保留？它已经成了鸡肋了。

    还有很多很多类似于京剧、相声这样的鸡肋性的东西。几乎所有的戏种，类似于京剧这样，都成了鸡肋。到底这个东西该不该要？这个反正都是问题，要也是问题重重，不要也不行，它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再广义一点讲，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这个不要，那个不要，那我们的文化还剩下什么了呢？所以说，到底要还是不要，又怎么个要，留还是不留？怎么个留？问题重重。这就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

    比如说，我在印度访学期间，印度普通民众有一种文化自信心，跟我们中国正好相反。我们中国就是缺少文化自信，而他们就是文化自信有时候都有点过了，太自信了，自信到了自大的程度，都已经自大到什么程度了呢？其中一个自大的表现就是他们认为中国文化是印度文化的子孙，中国文化就来自于印度文化。其实只有佛教来自于印度文化，你不能笼统地说整个中国文化来自于印度文化，那个就过了。难道孔子来自于印度？那说不通嘛！老子来自于印度？庄子是印度人？肯定说不通。这就叫自信过了，自大了，自大到了什么都是我家的，你中国文化也是我家的。

    这样就得出一个结论，民族自信不能不要，自信过了又怎么办？这就产生了文明的冲突，我们肯定不认可“中国文化是印度文化的子孙，是从印度文化来的”。这里面也有一种观念的冲突、分歧，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日本人也不认为日本文化来自于中国文化，但是事实上就来自于中国文化，所以这里面都是很复杂的关系。

    记者：整个历史可以考证的。
    潘麟先生：对呀，但是他们就是不承认，睁着眼说瞎话，日本是独立的，与中国没关系。其实关系大了去了，岂止没关系。但是日本人不承认有关系，罔顾历史事实，睁着眼说瞎话。这就随便举这几个例子，你就知道全世界类似于这样的例子多不胜数，这就是民族之间、文化之间、观念之间的种种复杂的纠葛与冲突，现在是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复杂和尖锐。

    我刚才举了这么多例子合在一起，这些哲学家、思想家们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现在遇到了从未有过的精神危机、文明危机，这已经成了老中青三代哲学家、思想家们的一个共识。在这一次大会之前的哲学大会我没有参加过，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就从这一次大会上，大家的这个共识是毫无疑问的，都表达出了对精神危机、文明危机的巨大的忧虑，发出警告和警醒，警醒大家要给予足够的重视、足够的思考和探索，鼓励大家要把这个作为哲学生活、作为哲学探索核心中的核心来对待，因为这不仅是精神危机、人格危机，还是一个巨大的时代危机。

    我们能不能从这个时代危机中走出来，能不能够转败为胜，能不能够走出一个新天地，这些老中青三代的哲学家们呼吁大家要重视。如果我们重视了、努力了，我们就可以走出来；如果不努力，走不出来，那后果不堪设想！那整个人类的文明会倒退，这个未必就是耸人听闻，很可能就在这个危机中，我们没有处理好，我们整个人类的精神出现倒退，人类精神的、精神生活的、文明的退潮、文明的倒退，或者是文明的荒芜，或者是文明的异化，无论发生其中哪一个结果，结局都是很可怕的。我们又堕入到一个新的精神黑暗期，就像西方中世纪一千年的精神黑暗期。这个都是有历史的，谁敢保证我们不堕入下一个千年的精神黑暗期呢？这个是谁也不敢保证一定能够避免、一定不会发生的。但是目前，从这些哲学家们最敏锐的洞察中得到的结论是，我们现在的状况就是一脚踏入天堂，一脚踏入地狱。

    我们的第二只脚到底是进地狱还是进天堂，取决于世界上这些最伟大的、最有潜力的哲学家们了，取决这些哲学家们的共同努力。如果我们找到了一些解决方法，探索到了前进的道路，我们就进入到了新的轴心时代，一个新的文明井喷期、爆发期。如果没有重视，不给予重视，我们缺位，就是我们这些思想家、哲学家们失职了，或者是我们判断失误，把不重要的当重要的，把假问题当真问题来探索，真问题却被忽略，那么很可能，我们将踏入下一个百年或千年的精神黑暗期、精神冰河期，那也是有可能的。

    总之，我们现在一条路通向天堂，一条路通向地狱。但我个人是乐观的，我认为，大家这种异口同声疾呼，本身就是一种时代的觉醒的标志和象征，就是文明的觉醒和象征。引用爱因斯坦的话说，发现问题很多时候比解决问题更重要。你只要发现问题，那离解决问题都不会太远。好在我们并没有集体沉睡，并没有集体缺席。世界上的思想家、哲学家们都在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他们的职责就是作为时代的闹钟，作为时代的警醒者，同时又是时代的医生，是文明的医生。他们是忠于自己职责，忠于自己身份的，所以他们就不约而同地发出这种惊呼，发出这种警告。有了这种警告，解决问题不会太远。这就是我对轴心时代的理解。

    记者：现在很多青年人都爱抱怨，说自己很忙碌。现在传统文化复兴当中，青年人肯定又要承担一定的责任，这个您怎么理解？
    潘麟先生：你们是青年报，你们永远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我也年轻过，也是从青年走过来的。这一代青年的问题，以我看来，是有史以来问题最多的。这个问题的具体表现就是理想的普遍丧失，对人生的理解、对生活的理解，在很多方面堪忧。至少跟我们这一代（二十世纪70年代）人，以及之前的人那可以说是天地之别，简直就像两个世界一样，跟我们这一代缺少内在的逻辑延续性，就是出现了巨大的断裂、断层。

    这个断裂、断层，我个人理解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计划生育造成的；一个是改革开放造成的。计划生育造成什么呢？因为从80年开始，计划生育突然变得很严厉，之前也有，但是不太严厉，但是真正严格意义上讲的计划生育是从80年开始的。从那以后，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家庭一个孩子普遍出现。父母突然不能多生了，只能生一个孩子，所以这个孩子很珍贵，就娇惯，就出现了什么少爷啦，小公主啦，捧着养就出现了。不像我们那时候，谁捧着养你。你自己玩去，野生野长，风里雨里长大的。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对人生、对生活的理解，跟80后那种独生子女，那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这样就形成了80后独生子女的以自我为中心，感觉到世界都围着他（她）转，以自我为中心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严重。

    不是说70年代就一点没有，但就是从80后开始，有一个质的飞跃，有一个质的变化，就是非常严重地，几乎都是不同程度地以自我为中心。就是他整个三观都是围绕着自我为中心，都是围绕着自我而展开的。他这个“以自我为中心”，就相当于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只要第一张牌倒了，整个一连串，他所有的衣食住行，所有的言谈举止，全部都渗透着、打上了浓浓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烙印。

    第二个原因，是外在的，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换一个角度理解就是不以精神建设为中心，不以心灵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的经济，就是物质，就是以物质建设为中心。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时代的风潮，大家都追求经济、追求金钱、追求物质，忽略精神，精神迅速地荒芜化。很多人精神的那种荒芜程度是非常可怕的，所以现在网上流行一个词叫巨婴，就是这个结果。

    巨婴什么意思呢？身体就像我这样，一米八几，很巨大，但是精神严重跟这个躯体不成比例，精神很萎缩，身体很膨胀、很高大，那不就叫巨婴嘛。婴，指的就是幼儿，不成熟，但身体已经巨大了，已经成人了！你看80后都30多了还不成人，从身体上、从生理上讲，他是个成年人，都结婚生子了，甚至孩子都好几岁了，但是精神上还很幼稚。

    这个巨婴产生的原因要追溯的话，以我的理解，其中一个原因来自于家庭的教育。爷爷奶奶、父亲母亲都是以他为中心，反正就这一个孩子，再穷不能穷孩子，再苦不能苦孩子，哪怕大人少吃点、少穿点。就是穷家养富孩子，个个都养成了小少爷、小公主一样，就知道伸手要吃要喝，导致其三观以自我为中心！

    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的精神是很难成熟的，因为他眼中没有别人。受外面的这个经济大潮风气的影响，这一代人自己有没有意识到？他们也意识到了。比如说，他们大学毕业以后来到社会上，一谈对象，一结婚，遇到了很多很多问题，才发现自己之前的小少爷、公主那一套做法不行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一套做法不行了，包括金钱万能这一套都不对啦，发现有好多是金钱够不着的地方，金钱之外的地方，比如说爱情。他们陷入到了巨大的彷徨与混乱期——旧的不好使了！奉行了一二十年的那个金钱至上啦，大家都围着我转啦，整个全家都围着我转等等，这种相对固定的、相对稳定的生活被打破了。因为他走到社会上了，他发现金钱也不是万能的了。他在恋爱的过程中，在婚姻的过程中，特别是生孩子，包括工作，跟上下级、同事之间相处等等，他发现很多并不是他之前的那个样子，但是他又找不到新的解决办法，因此就处在分裂、破碎、彷徨、犹豫的状态中，乃至于出现情绪的极端化，反社会乃至于反人性的种种言行、种种性格都出来了。这一代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说，这一代青年人他们经历的波折更多一些，更大一些，也更复杂一些。

    但是我还是相信，只要人性不泯灭、良知不泯灭，他们终究是要重新发现自己、重新定位自己、重新找到自己、重新修整自己的。因为我对文明是一种乐观态度，我对人性也是一种乐观态度。他们会过得很好。早一点的人已经觉醒了，但七八成还处在彷徨、破碎、分裂、极端等等这样的一个状态中。我能够感受到他们灵魂的那种挣扎，但是我无能为力，我没法帮助他们。很多事情必须自己去完成，必须自己去经历，别人是帮不上的，父母都帮不上，这个必须自己去水里火里地经历一番才成熟。

    记者：像现在这代年轻人，也要承担这个历史发展的责任、担当之类的。
    潘麟先生：嗯，他们现在多数还处在迷茫期，只要一个成熟的人他必然会去承担的。反过来说，只有承担了才标志着他成熟。这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事情，两件事其实是一件，成熟跟承担是一回事。他只要成熟了，自然就意识到：作为一个文明人，我要承担一个文明的责任。我是一个道德人，我要承担道德的责任。我要对朋友、对家庭、对父母、对所有的人履行我的伦理义务、我的道德义务。他自然就会这样做的。

    记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注意到，您提出弘扬国学要“去宗教化、去庸俗化、去神秘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说法呢？
    潘麟先生：嗯，对。简而言之，这涉及到我们对宗教的理解。如果把整个人类的历史比喻为一个个人的历史，那么宗教文化所对应的是相当于一个人的少儿期。任何文明，从野蛮人进入到文明人、智慧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创立宗教，这是必然的。任何民族，哪怕是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国。这个是不用讨论的，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达成了共识。太多的事例证明了这是不可驳倒的一个结论，就是人类文明初期第一件事情就是创立各种神、各种图腾和围绕着这个神而建立起的各种宗教思想、宗教仪式、宗教信仰、宗教体系，这是一定的，也就是说，用我们现在话就叫宗教文化。

    宗教文明是人类最初的文明，就是人类有历史以来最初的文明。它相当于一个人的幼儿期，就是刚一出世，那个十五岁之前的幼儿期。宗教中大量地充斥着神话、图腾、意象、象征，还包括虚幻、想象，大量的非理性的东西。为什么会出现？因为它是人类文明的初期的产物，所以里面的理性含量是很少的，体系化是很少的。总之，它打上了非常浓烈的人类初期的，包括人类意识刚刚觉醒的那个状态的烙印。

    但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前进，我们现在的文明差不多进入二十岁以后，就是现在人类大体上进入到了二十岁以后，也就是说基本刚刚成年、刚刚成熟。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宗教化，去宗教化就是摆脱人类的幼儿期。你只有摆脱人类的幼儿期，才能进入到青年期。不仅是身体进入，精神、灵魂、人格各个方面也要进入。这个很好理解，就像你成年了，不再玩玩具了，就这么简单。

    宗教是一个巨大的精神玩具，当你处在幼儿期的时候，你一定需要这个玩具，这个玩具伴随着你成长，不是可有可无的，是一定的，是必须的。你没有这些玩具伴随的成长，是不健康的成长，是有问题的成长。你只有伴随着种种玩具的成长才是应该的、才是健康的、才是正确的。但是你到了十八岁以后，你再伴随着这些玩具就不对了。就是什么时候说什么话！

    在你十岁之前，你一定要有玩具，而且越多越好，越丰富越好，它们伴随着你，你跟它们为伍为伴，寸步不能相离，是完全正确的。但你十八岁以后，再这样，又是完全不正确的。为什么？你长大了，你需要抛弃它们了，超越你的童年，你才能够走进青年。同样，人类也是。人类要想进入到青年，必须抛弃在他成长过程中所伴随的种种精神玩具——宗教，以及围绕着宗教的各种神秘的东西、图腾的东西、虚幻的东西等等。

    我们不想评价这些好坏，就像我们不要评价玩具的好坏一样。玩具就是玩具，站在成年人来讲它一文不值，它甚至是个垃圾，甚至是个障碍，它放在家里是个垃圾，但那是你站在成年人角度看。你要是站在儿童角度，它一点都不是垃圾，它是你重要的精神伴侣、重要的精神伙伴，你的心理跟它是相伴相生的，没有它的相伴，你的精神是没有办法一步一步地往上成长的。所以，我们对宗教也是这个态度，不要轻易地否定宗教、批评宗教，但是我们要坚定地远离宗教。

    因为我们要发展、要前进，无论就个人而言，还是就时代、民族和整个人类而言，我们都要来一次精神断奶期。这个断奶的“奶”主要指宗教。我们必须从宗教中出来，不出来我们就永远不能够步入成年，不能够进入18岁，这个差不多也暗合了学以成人的“成人”二字。不然你不能真正意义上的成人，你又成了一个巨婴。人成熟了，生理年龄成熟了，但心理上你还在玩玩具呢，你还跟玩具不能分离，也就是说精神上还没有断奶，那是不行的。

    无论从个人意识的成长、精神的成长，或者叫生命的成长，还是从时代、民族、历史的角度而言，我们都要真正意义上的“成人”，所以我们提出来“去宗教化”。“去宗教化”是摆在首位的，这是我们站在个人的成长以及站在整个人类的成长的角度，顺应历史提出的一个观点。因为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他们还钻在宗教中这样那样，严重影响了个人精神的成长。如果这是一个群体的话，如果这是一个民族的话，那么就严重影响到这个民族的精神的成长。所以，近几百年来，整个人类的趋势都是去宗教化。不管你意识到没意识到，不管你知道不知道，但事实上我们都在去宗教化，越来越科学化。

    科学化实际上就是理性化、客观化、系统化，或者类似于这些东西。我们是越来越强化这些东西，这个是合乎时代的。因为东方包括中国在内也有种种宗教，道教、佛教等，还是我刚才那个话，就像我们对待玩具的态度一样，不要轻易地否定宗教，它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价值。在之前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宗教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扮演了推动人类文明乃至于个人精神成长的最重要的、持续不断的推动力。我用“最”，最重要的作用，稍微懂历史的人都不可否认。

    过去五千年的文明史，不管是中国文明史、印度文明史，还是西方宗教史，就是宗教处在核心地位的历史。但是从现在开始，或者说已经开始了，西方开始得比我们早，西方在几百年前就开始用行动来去除这个宗教，越来越淡化宗教、远离宗教，要么干脆就是不信了，我宣布我不信基督教了。但是东方要慢一些，尤其是印度，现在的宗教思想还极端浓厚，可以说是世界上宗教氛围最浓厚的地区。

    中国最近几十年来改革开放，佛教也泛起来了，道教也泛起来了，这个泛起来也是宗教推动吧，因为包括寺庙都变成了旅游景区，客观地推动宗教起来。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还没有较为普遍地意识到，我们要自觉地淡化宗教和远离宗教。就是因为我看到了中国、印度，绝大多数人还没有自觉地意识到我们个人要想成长，或者是民族，或者是整个人类要想前进，必须来一场精神断奶，也就是去宗教化。因为大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我就提出这个观点，就是起到一个鼓与呼的作用。

    记者：谈一谈您和您的东方生命研究院是如何践行习主席提出的传统文化的转型和创新性发展？
    潘麟先生：这个太多了，可以说，我们做的每一项工作都是在自觉践行习主席的这个倡议、倡导。捡几个主要的讲。

    第一个就是写书，我们注解、讲解儒佛道为代表 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经典，像《心经》《金刚经》《大学》，下一步要讲《论语》《中庸》《道德经》，那是马上就要做的。我们已经做的像现在正式出版的是七本书。其中有一本是《〈瑜伽经〉直解》，《瑜伽经》是印度的，我翻译注解了它。

    我所有的注解都是站在“去三化”的角度上，都是站在现代思维的角度上，乃至于未来视角。就是假设我们是一个未来人，是一个一百年以后的人，或者是一千年以后的人，以那样的一个视角来理解这些经典，来理解这些观念、这些名词、这些术语。这就是典型的创造性地践行国学、弘扬国学、讲述国学。

    第二个，我们在全国率先开展“觉醒中国˙潘麟先生国学公益行”，这是全国范围内的。我本人用了三四年时间讲了三十场，每一场都在现场听众都达到数百上千，多的达三四千人。其实人数还可以更多，但是受场地的限制，到了中后期的时候，我们影响已经大到了，每到一个地方就掀起这个城市、这个地区的国学热。学员从走路，到坐车、开车、坐火车、坐飞机，可以说使用所有的交通工具，络绎不绝地赶来，聚集到会场来聆听讲学。我们一般都是用完整的两天来讲解经典。

    这么做的第一个目的主要是普及国学，普及国学的一些知识、一些常识，纠正大家对国学的一些误解，各种各样的误解和偏见。第二个是再次弘传经典。因为我们每一次国学公益行都是围绕着经典而讲说，围绕着具体的经文而讲说，就是重新来弘传这些千年以来被无数人所验证的伟大智慧结晶的经典，让大家回归经典，把经典重新凸显出来。作为文化的源头和核心，它是有具体的载体的，这个载体就是经典。你不回到经典你怎么谈文化？你再谈都是在外围绕圈圈，都到不了核心。只有重新凸显经典，回归经典，哪怕我们就学一句经文，我们这两天就学一句，那也是经文，也是经典。我们不说一些外围的无关的话，直接抓住经典不放、抓住经文不放，我们来讨论哪怕就是《大学》里面的那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行，我们就这两天时间把这一句经文讨论清楚了，大家恍然大悟了，原来是这个意思。噢，我们原来都误解了、都曲解了，或者是都肤浅了解了，现在深刻地理解了，那就很有意义，就很有价值了。所以我们重新唤醒或提倡回归经典。

    只有回归经典才是弘传文化的不二法门。为什么？因为经典是文明的载体、智慧的载体。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要提倡回归经典！不要老是在经典外说一些无关的话。现在很多人都是在绕开经典说一些无关的话，说这叫弘扬国学，我不认可。即使是弘扬，这个弘扬也没有做到要点上，也都是事倍而功半，付出很多时间精力，但是收效甚微。为什么？就是你没有找到弘传的那个要点在哪里，怎样弘传？弘传的优点在哪里？你没有抓住要点。我认为我们抓住了要点，直接讲说经典。

    还有就是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学习班，一般来说第一次学习班由我本人亲自讲，讲的时候用摄像机摄下来，从第二次以后就叫视频版课程。为什么呢？因为视频版可以在全国各地同时开，想开多少场都可以，这样它不受人（主要是这个主讲人）的限制。因为我只长一张嘴，我只能去一个地方，只能在一个学习班讲课。一旦用视频的话，就可以全面展开，这是我们结合现代科技，用摄像机结合互联网的这种方式来弘传国学，这样就把一个人变成了千、万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它解决了一个非常迫切的大问题：我们的国学缺人才，缺老师，缺师资。师资严重不足，特别是合格的师资严重不足。全国又这么大，人口又这么多，我估计过中国至少缺少高级国学老师3000万。这只是粗略估计。这个数字相当惊人，这个百年树人，哪有那么容易啊！学问是日积月累的，它是需要几十年沉淀的。你马上就要，我今天看书，明天就讲，那哪行啊。那不行的，那不行的，那都是几十年日积月累、滴水穿石才行的。但是我们现在又等不及你几十年来滴水穿石，我们现在就缺师资。哎，我找到了，我的办法是用视频，用这种方式来解决了缺少师资问题。我一个视频可以变成3000万人，你只要把它在3000万个地方同时播放，那么它就解决了这个时代很大的问题，给我们学国学提供了一个方便。不然的话，你没有老师就学不了，现在可以没有老师也能学得了。为什么？我们有视频，播放视频几乎跟真人一样，它没有问题，它不影响你学习。

    第三个才是真正的互联网，就是创造性地转化、实现习主席的弘扬国学的这个思维。我们采用互联网，真正是“互联网+”。现在腾讯视频、优酷土豆、爱奇艺，就是目前排在前几名的这些大的视频网站，我们做好的主题视频都同时上传这些网站。不是这个有，那个没有，排在前几名的这些视频网站全部都有我们的视频。

    我是2012年从印度回国以后才正式出来讲学的。2012年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节点，是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我们很多事情都要从2012年说起，因为2012年之前，我在印度侨居。自从2012年以后，我回国正式弘扬国学、复兴文明，复兴传统文化，到现在为止，我们上传了数百个小时各种主题的演讲，全部在网上。在目前，中国能做到这样的人不多。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全部免费！任何人通过手机、电脑，只要百度潘麟这个关键词，这些视频就出来了，马上就可以看，可以随意下载、传播，我已经公开宣称放弃版权！

    任何人可以随便传播，不用经过我同意，因为我放弃了版权，但是我们会有一个提示，你不可以用于商业化。也就是俗话说，不拿我这个去挣钱，你们相互之间传播，出于学习的角度去传播，我们是鼓励和欢迎的。这就是充分地利用互联网的便捷。

    这是传统的一些国学馆、一些国学家他们不具备的，什么原因我不知道，我估计他们没有意识到吧，可能我有与时俱进的这个互联网思维吧。首先互联网它是个意识，它是个思维，你得有这个意识才行。有这个意识，比如说我才刻意地成立这个视频组，我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录，我走到哪，随时就有可能就某个主题展开演讲、展开讲学。行，你随时就拍，免得等我演讲了，你从深圳再过来，来不及的。反正你就随时跟着。这个都是互联网思维，就是为了上传互联网而顺带出来的这些东西。

    如果没有拍摄，你哪来的视频往上传？你在这讲没拍上，在那讲没拍上，没拍上那上传什么呀？你只有拍了视频才有的传，所以你平时就要有这个意识。这个意识是互联网思维、互联网意识在生活中的落实。那我就有这个意识，别的哲学家也有，不过应该很淡。从成果上来讲，可以逆推上去，他们应该是没有这个思维的。因为他们不像我这样，一上传就是几百部视频，几年来在全国各地持续各种主题的演讲视频，而且是很精美的高清视频。不要以为民间做的就粗制滥造。我们要求很严格的，我的团队是专业团队，摄像机都是专业摄像机，我们就力求高清，包括后期剪辑的水平，都是专业水平。

    因为我们考虑到这个文化的东西是涉及到人们的精神生命，不敢含糊。你的观点、你的思维，乃至于这个视频的清晰度，这个视频的后期剪辑，留什么，不留什么等等，这些都是直接关联的。既要保证讲课的完整性，又要把一些不必要的去掉等等，这些都要很专业才行。这样才能给到学习的人最好的东西、最佳的东西。因为这个涉及到精神生命，精神生命是无比慎重、无比神圣的东西，这个不敢含糊。这节课没讲好，你不上传都行，上传了就要负责任，就要把它弄到最好，这是对文明的尊重、对思想的尊重，是对学生、学者、学习者的尊重，是对所有人的尊重。这就是典型的创造性地弘扬国学。

    记者：就这几年来说，从视频的点击率来说，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趋势？
    潘麟先生：相当高，越来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