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权益合伙人、常务副主任赵宝龙的职业生涯里，始终镌刻着突破的印记。他曾任国企法律顾问，埋头深研企业法务的内在逻辑；而后又披上法袍，以法官视角洞察司法实践。正当周围人以为他将循着这条既定的职业道路稳步前行时，他却又作出一个大胆决定——辞职“下海”，成为一名直面市场风浪的律师。

赵宝龙的每一次职业转换，都是对诉讼领域法律服务的重新思考。那些经他之手成功扭转结局的疑难复杂诉讼案件，不仅是他专业能力的体现，更藏着一位法律人对“怎样的诉讼律师才是优秀的诉讼律师”这一命题的探索实践。当国企法务、法官、律师的多重身份在他身上交织沉淀，我们得以看到，一位法律人如何不断打破边界，为重大疑难复杂的诉讼法律服务拓展新的可能。

▲赵宝龙 （宋逗/摄）

“做一名接受市场检验的律师”

“早前我在地方电力国企担任法务时，企业涉及的诉讼业务不少，可我提出的法律意见经常不被法官采信。那时我就在想，法官究竟基于怎样的逻辑作出判断？”这份探究欲让赵宝龙在2010年参加并通过公务员考试，成为一名法官助理。

在大众认知中，法官手握司法裁判权，能定分止争，维护公平正义。“因此，刚入职时，我觉得这是一个能让我干到退休的职业。”但在日复一日的案件审理中，赵宝龙逐渐发现，许多案件的争议焦点其实十分清晰，如果律师把工作做得更细致周全，就能为当事人提供更大助力。

随着法律服务领域迎来人才需求爆发期，律师的舞台不断扩大。彼时，赵宝龙已经38岁。他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时代机遇：“我想做一名接受市场检验的律师。”

辞职前三个月，“案源”成了他最大的心病。“会有哪些人愿意请我做律师？我翻遍微信好友列表，一遍遍琢磨，竟找不到一个潜在客户。”那段时间，他陷入极度焦虑。

经过三个月的辗转反侧，2013年的最后一天，赵宝龙终于向法院递交了辞职报告。他成为当地法检系统首位辞职的公务员，激起不小波澜。朋友们打趣称他是“把帽子扔过墙的人”——先把“帽子”扔到墙那头，再自己翻过墙去捡，没有回头路。

从手握裁判权的法官，到为客户提供服务的律师，身份的转换是否会带来心理落差？赵宝龙坦言，调整心态花了挺长时间。“刚开始，法官的职业惯性还在，总觉得自己的观点权威不容置疑。但我之后清醒地认识到，我已经是一名提供法律帮助的服务者，我的判断不再是裁决，只是供客户参考的建议。”

他记得自己接到的第一单业务，仅仅是代写一份交通事故起诉状。曾身为法官的他，处理这样的基础事务会否觉得“大材小用”？对于记者的提问，赵宝龙却坦言，那是执业这么多年让他最开心的业务。代写起诉状收到的600元，让他获得了面对市场的信心。后来即便收费在百万元级别也没有那种最初获得市场认可的雀跃。

从撰写基础法律文书做起，赵宝龙慢慢接手了一些小案子。尽管收费很低，他却倍加珍惜，“能让自己忙碌起来就很好”。

筹备每个案件时，他始终聚焦两个核心问题：从法律层面，案件应得到怎样的评价？从证据层面，如何用证据还原事实，让客观真相与法律评价形成呼应？“不少律师执着于‘帮客户赢’，而我习惯站在中立视角审视事件本身，推敲当事人陈述和证据的真实性。”他解释道，“只有我们呈现的观点扎实、证据链真实可信，才能真正为当事人争取到有利局面。”

好律师“用阳谋，走大道”

做律师三年后，2017年，赵宝龙迎来了职业生涯中一个重大挑战——一起错综复杂、标的额达5000余万元的建设工程纠纷案。客户一审败诉，二审时仍选用了此前聘请的知名律师。二审庭审接近尾声时，由于法官原因，庭审被中断，改期重新开庭。

案件标的关乎企业存亡，由于庭审效果未达预期，客户满心忧虑，当即决定更换律师，指定由赵宝龙接手。而此时距离再次开庭只有短短15天。

当赵宝龙去二审法院阅卷时，主审法官直言“临阵换将乃兵家大忌”，但他已然接手，只能前进，无法后退。

15天后，二审复庭。赵宝龙在发言时，指出了该案审理程序上此前无人察觉的一个瑕疵，让全场震动。“这个瑕疵虽不足以直接扭转案件走向，但涉及法院的审理程序。当时，法庭里的目光都聚集到我身上，我后续提出的观点开始被法庭重视。”

由于接手时已是法庭最后辩论阶段，举证质证环节已结束，他已经没有提交新证据的权利。为弥补这一短板，他在书面代理词中创新地以添加“附件”形式，为每个核心观点配上足以支撑的证据材料。“足足加了10多个附件，也算变相完成了庭审举证。”

最终，该案成功发回重审，赵宝龙也终于获得充足的时间研究案件细节。重审的结果迎来逆转，原本被判赔付5000余万元的客户，最终无需赔付分文。

赵宝龙始终对自己的工作有着严苛的要求。他经手的每起案件，基础材料都梳理得扎实详尽。开庭时，他总会拖着装满文件的箱子，里面不仅有给法官的诉讼材料，还有为对方当事人和律师准备的全套副本。“我始终觉得，律师赢得诉讼争议应当建立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靠的是专业，而非阴谋诡计，更不能依赖信息差取胜。”他解释道，“这样做既能提升庭审效率，也能通过坦荡的姿态展现自己对案件的把握，久而久之积累起自己的职业声誉。”

这个态度也收获了正向反馈。他开始收到对方律师寄送的诉讼材料。这种有效交互，让他更坚定了自己的做法。

“来上海因为心有不甘”

2020年，赵宝龙的人生轨迹再度转向。彼时，他在内蒙古包头当地律师界已声名鹊起，却选择突破自我，奔赴上海。

“选择去上海，说到底是心有不甘。”他坦言，在办理重大疑难案件时，清晰感觉到自己与北京、上海律师在案件精细化处理上的差距。“这些差距不仅左右着案件走向，也关乎我所追求的公平正义。”

2020年，赵宝龙孤身一人来到上海，他还没有足够的底气将团队一同带来。“当飞机掠过上海上空时，我心里仍在打鼓，自己真的能在这座城市扎根吗？”

初到上海一家本地律所，周围同事都说着他听不懂的上海话，他一度成了“坐冷板凳”的人。不少同事不解地问他：“你年纪不小了，又是个北方人，何苦非要来上海闯？”更让他焦虑的是，往日里忙碌的手机不再响起，内心的恐慌开始蔓延。

直到一个月后，日后成为固定搭档的康欣律师与他开始了第一次合作，一切发生了转折。该案的办理效果远超预期，客户十分满意。“这个案子给了我莫大的鼓舞。我发现，即便听不懂上海话，自己过往积累的工作经验在上海依然有价值。信心又重新建立起来。”

这些年，赵宝龙代理了大量重大疑难复杂的诉讼案件，尤其擅长处理刑民行交叉案件。“我对我们团队化解纠纷的总结就是：客户问题法律化，法律问题程序化，我们成功办理过再审改判无罪、一审无罪的案子，也代理过驳回对方2.4亿元诉讼请求的、打破对方为了商业争夺启动的系列诉讼，还有创新诉讼思路，夺回148套房屋等大量破局的案件。”每一份成绩单，都印证着他当年“归零再出发”的勇气。

赵宝龙曾办理过一起复杂跨境借贷案：历时5年的拉锯战，经历了6轮审判，并对应市值两亿多元的上海豪宅抵押担保。客户向出借方借款1500万美元，但因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无力偿还欠款，被出借方起诉。客户对所有借款合同及收到款项的事实均无异议。当他找到赵宝龙时，已不抱太大希望，只盼着能在利息上减少些损失。但赵宝龙发现，该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借款采用了“约定给付”方式。

出借方把1500万美元从自己100%控股的国外公司出借到香港一家公司，用于这家公司经营。持股的香港公司国内母公司分两笔向被告完成了1亿元人民币的交付。“借贷流程看似严丝合缝，但梳理法律关系，会发现资金流向存在断点。香港公司收到的1500万美元并没有流向国内，这种约定给付方式是在规避国家外汇管制，不具有合法性。”赵宝龙解释道。

该案历经各级法院审理，最终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再审裁定，驳回对方全部诉讼请求，出借方败诉。这样的结果，不仅出乎出借方意料，连客户自己也未料到。

对此，赵宝龙感触颇深：“借贷双方在实施经营行为时，常常认为只要是双方合意、彼此认可，行为就具备了安全性。但就这个案件而言，即便双方都觉得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合情合理，一旦该行为触碰了法律红线，就必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他认为，这是民营企业家普遍存在的问题——作决策时更多考量商业利益，而忽略潜在的法律风险。

“研究起死回生的救场方案”

某地产开发公司的一名小股东私刻公司公章，并买通网签平台工作人员，将该企业名下148套房产非法网签给一家钢材企业的老板，抵偿其个人债务。随后小股东出逃境外，一去不返。对上述非法行为毫不知情的钢材企业老板作为担保人，为小股东的巨额借款提供担保。债务到期未还，他成为被告，继而成为被执行人，名下的148套房屋的网签合同作为责任财产被执行法院查封，进入司法执行程序。

这时，这家地产开发公司的老板认为“理”在自己一边，向执行法院递交执行异议申请，要求法院停止执行。法院驳回了申请，并告知他可在15日内提起诉讼。然而，他认为根源在于小股东做局。于是把精力用在了刑事报案上，错过了诉讼时效。由于小股东出逃境外，刑事案件进展缓慢。一晃4年过去了，法院的执行程序仍在继续，148套房屋即将被司法拍卖。

能够阻止执行的唯有法律规定的“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程序。但这位地产开发公司的老板辗转咨询了多位律师，均被告知超期后无法启动该程序。直至他找到赵宝龙，事情出现转机。

经过深入剖析，赵宝龙团队精准锁定了未经法定查封即拍卖、未经物权人书面许可即实施执行的两处执行违法情形，同时成功找到行为异议程序与案外人异议程序之间的转换节点。据此，救场方案得以明确：先以执行行为违法为由启动行为异议程序，待异议审查程序终结后，依法导入案外人异议的诉讼程序。

最终，历经一审、二审全部胜诉，地产公司老板148套房产全部失而复得。赵宝龙认为，对于企业而言，法律是必须恪守的规则。所有企业都应心怀对法律的信仰与敬畏，善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在启动任何项目或流程前，不仅要预判其可能的发展走向，更要提前规划应对各类变化的预案。

不想被“挂”在法庭上

某位客户斥资一亿元购置了一栋楼宇，原本计划办好产权证后租给银行收取租金，怎料开发商无法按照合同约定时间协助办理产权证，导致银行租赁计划泡汤，整个商业布局就此搁浅。无奈之下，他只能起诉开发商维权。

这栋楼共7层，当初为办理银行贷款，每层都签订了独立的商品房购买合同。于是，这位客户采取了“投石问路”的策略，先就其中一层提起诉讼，并委托律师同行代理，最终仅获赔30多万元。“他对结果很不满意，于是将剩下6层的诉讼委托给了我。”

之前的律师把索赔金重仓压在“逾期交房违约金”，赔款极少，因此，突破的希望只有“逾期办证违约金”一个索赔路径。赵宝龙团队为此案准备了数月，逐项研判案件事实，找到了重大突破点。首先，逾期办证的原因在于土地被开发商抵押贷款，不符合产权办证必备要件；第二，地产开发商收取这位客户亿元购房款，未向客户开具不动产销售发票，不符合产权办证必备要件。“关于逾期办证给客户造成的损失，团队从三方面进行了举证：一是购房产生的融资成本；二是商业计划落空造成的直接影响；三是因无法获得租金收益而产生的预期可得利益损失。”

最终，赵宝龙团队为客户争取到每层高于此前7倍的赔偿，6层合计追回1225万元，且全部履行到位。

赵宝龙在工作中多少带些完美主义情结，每个夜晚办公室窗外都能看到他和搭档加班的身影，每个案件总是要做好文字梳理、案头准备，精细化推演和案例检索。他说：“我不想被‘挂’在法庭上。”

夜幕降临，赵宝龙习惯性查看手机里的日程表。明天上午高院开庭，下午与上市公司股东沟通应诉方案，晚上准备下周不同省份的诉讼材料。玻璃幕墙倒映出他黑白交织的头发，也映照着书架上一排排标有客户名称的案卷袋。这个总在突破舒适区的法律人，依然保持着“把帽子扔过墙”的锐气，只是现在的他，开始有意识地把自己变成一座桥——连接理论与实务，贯通东西部法律服务，让商业回归法治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