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调法治网（法治监督员 张芳）武汉大学教授曹亚雄，博士生导师，52岁，三年前患了肺癌。前期治疗，他陆续花了40万，已经倾尽所有。现在他每个月光药费就需要4万，实在没钱再治疗了，只好在网上求助，希望募得30万元救命钱。
    “人生真的很脆弱，一场疾病意外就能将一个人的尊严毁灭。不到万不得已，我也不会恳求大家的帮助……”

    一个大学教授，基础年薪10万元左右，研究经费、课题奖励等加起来一年也有15-20万元，这是普遍的，但是对于博士生导师的曹亚雄网络求助，其实并不是个案，而可能将成为普遍现象，不过是大多数需要求助的人，选择了沉默和放弃罢了。因为在高昂的医疗费用面前，生命其实获得一点尊严都没有。
    2014年12月27日，我接到母亲病危的电话，等我赶到县医院，母亲已经在重症监护室了，每天几千元的医疗费，对于一般舰艇来说，只能选择放弃。坚持了23天过后，母亲终于从重症监护室被转到普通病房，费用也花了20多万。但是由此，她每年都要有半个月到一个月在医院度过。这对于一般家庭，更是巨大的压力和考验。2018年快过春节的前几天，母亲在县里的康达医院住了一个多月院后，稍微好转，回到农村老家，这种好转也是在药物的作用下的暂时性的好转假象，母亲的心脏已经肥大到呼吸困难了。在2月11日上午我抱着母亲试图坐起来吃饭的时候，母亲说了一句“我不行了”，也就1秒的时间，母亲就离开了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住院了。对于普通人家来说，母亲这前后几年生病，是我的三个姐姐和哥哥们一起努力，在延长她的寿命，前后花的钱已经无法统计。因为每个人拿出来的钱都没有去计较多少，那是母亲，只有一个，只有一条命，必须努力、倾尽所有去救。

    一个大学教授生病了，都只能向网络求助，向陌生人求助，何况普通老百姓，何况那些挣扎在生活贫困线上的人们。
    就在10月27日，福建平和的陈先生，感冒引发大叶性肺炎，本以为吃点药、打个点滴就好了的。为了节约点医疗费用，结果却在晕倒后，送到医院抢救，就再也没有走出医院。
    我一个中学的同学的老婆，得了乳腺癌，只能在家躺着等死，根本没有钱支付高昂的医药费。在农村，这样的案例不在少数。特别是疫情期间，出门看病相当困难，村里不让出村，镇里不让出镇，县里不让出县，导致很多老年人的心肺病无处医治，死于非命。春节后我父亲患了忧郁症，经常心悸睡不着，成天成夜地睡不着，就医难就成了一个巨大的难题，只能选择中草药来治疗。这样的方案选择，也只有懂得中医治疗技术和知识的人家才能选择，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根本就是死路一条，只有等死的节奏。
    在农村，从2012年起，我跟踪过江苏、浙江、山东等省几个乡村的癌症病死率，其中最严峻的问题，是没钱看病，很多老人一旦得了癌症，先是乱治疗，包括化疗。从县城医院看到省城医院，钱花干了，人也没有了。还有的老人直接就不治疗了，直接回家等死。
    今年春天，一次中午吃饭的时候，我父亲说“如果治不好，就不要治了，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死了就死了，埋了就算了，不能像你妈那样花钱人受罪，最好也救不过来。”

    五年前，我的同学吴庭元患了脑癌，每次开颅做手术都要8万元左右，做了3次手术以后，家里再也没有钱，只能选择保守治疗，没有半年，人就没了。几个同学曾经组织去看望他，问我去不去，我选择了沉默，不想看那生离死别的样子。然而，从小时候一起光屁股玩一起上学的邻居、小伙伴，却经常出现在我的梦里。他的儿子只有8岁，闺女只有17岁。从毕业就辛辛苦苦做点小生意买的67平米的房子也卖掉了。曾经他的爱人问我认识那么多的当官的有能力的人，能不能帮弄个低保指标，我也是没有帮她实现这个小小的愿望。他的父亲是抗美援朝的老兵，具有典型的军人的直性子，也不找村里、乡镇申请低保，就在今年5月，这名抗美援朝的老兵也去世了，家里还留下一个单身的有癫痫病的二儿子。

    小人物们生病、小老百姓生病，也要想着活着的人。活着的人虽然愿意穷尽所有，但是高昂的医疗费，并不能救命。人吃五谷杂粮，哪里有不生病的。既然生病就会死人。
    2016年我在浙江庆元一个村子做志愿者，接触到一个脑癌，是个上门女婿，我们帮助募集了一些药物、衣物、现金。但是最终这个叫做“张华忠”的人，还是走了。一方面是没有钱再吃药，另一方面在高昂的医疗费用面前，志愿者们也是无能为力的。

    前几天再次看《我不是药神》，虽然导演和编剧都下了功夫，在后半段的处理上，还是过于理想化了，我们很难替天行道，也很难扭转这种以生病治病赚钱的医疗制度。因为这种以赚钱的医疗制度本身或者背后，是医疗产业化带来的恶果，同时又形成一套假装很正确的理论----人不生病了，医院医生就失业了，药厂就停产了，医院就关门了。这其实是一种谬论，是诡辩。医疗产业化，提前将你的父母送进了火化炉。这种观点忽略了社会制度的设计是为什么人、为什么设计的问题。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下，医疗制度为什么改革来改革去，还是朝三暮四的分枣子？为什么不能从本质上解决医疗是为人民美好生活服务的基本诉求。那些病人及其家属无限求生的欲望的眼神，让我不时想起母亲临走前几天的那种生的渴望，时时揪痛我的心，母亲去世2年多，我的心脏一直是疼痛的，只到把她安放入土。现代医疗制度不仅让人病不起，甚至让人死不起。

    （母亲在重症监护室的时候，我们每天只有一次探望机会，每次只能有一个人去探望，每天就只能轮流着探望，她不能说话，只能用眼神交流。她渴望生的眼神，是如此地迫切。）
    我老家江苏泗阳村子里的老队长，从我儿童时代大家就尊称他为老队长，是从解放初就开始做队长，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时候，都是队长。2012年的时候检查出来是是胃癌，他对三个儿子和两个闺女说，不要花冤枉钱了，钱花了也治不好，死路一条，不如在家好吃好喝吃点喝点是自己的，别把钱送给医院。他自己准备好棺材、寿衣，请什么客人，给谁家亲戚信，请哪些人抬棺材，请谁做送老饭，请谁穿送老衣，都安排好，最后安静地走了。而前不久，我回乡，遇到老队长的大儿子，听说又是直肠癌。做了手术，花了十几万了。
    很多人以为花十几万不算钱，但是对于农村来说，十几万那是三代人几十年的积蓄，并且还要举债。城市化进程中，仿佛年轻人都在城市买房子了。但是他们果真能够应对生活带来的突然的变故吗？其实是很难应对的。去年我的一个学生的公公颅脑血管破裂，急需用钱。在杭州邵逸夫医院花了十几万元，人命是保住了，却成了植物人。
    这种案例看上去有个案成分，甚至不具备代表性。全世界每年有700万左右的人被检测出癌症，其中500多万人死于癌症，而中国这些死亡于癌症之中的70%左右。这是一个可怕而庞大的数据，等于每年有350万的中国家庭人财两空，钱也没了，人也没有了。这个死亡率相当于中国每年人口死亡率的31.4%，这是极端不正常的。事实上癌症并不是不可治愈，但是宣传和药厂、医院、商家、代理商等，在不断地制造癌症是不可以治愈的死病心理暗示，给中国人的内心上锁，涂抹上一层癌症是不可以救治的死病，从精神和思想层面灭了中国癌症患者的生的希望。
    有多少家庭能够承受这种大病之高昂的医药费？
    很多人羡慕长长久久的爱情，羡慕恩爱的夫妻。然而他们在岁月的浸泡磨砺中，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痛。我父亲去重症监护室探望我母亲的时候，我只能站在玻璃房外看着他们，谁也不知道每一次是不是生离死别。我父亲每一次拉着我母亲的手，也许就是阴阳相隔的最后一次有温度的交流。

    我在全国农村的调研中，每个省的农民医疗合作组织费用不相同，但是高昂是肯定的，如四川是280元每个农民，无论老人还是孩子，只要有一口气都算人，都得缴纳280元，中途一旦停缴，就不再享受所谓的医疗保险保障和报销的优惠政策。江苏、浙江、江西等省是350元每人，也有290元每人的省份。这些费用或许你看起来不高，但是对于农民的年收入来说，那可能是占年净收入的30--50%啊，甚至更多。很多农民真心实在拿不出这笔钱，甚至多是被逼迫拿出来的，或者举债拿出来的。总之，这些费用，还是羊毛出在羊生上，最后赚钱走了的还是医院、医药公司、代理商及其背后的税收和利益既得者。这种表面上看上去让生病了的农民、老百姓得到了实惠的医疗制度设计，实际上是建立在大多数人的大几率不生病、小几率生病的基础上的。这就如同保险，大约只有0.75%的人可以活到70岁，而70岁之前的死亡率，则更大。
    这就造成另一种众筹，并且这种众筹是众筹给医院、药厂、代理商等等使用的资金库。得病的病人、百姓，只是这个资金库中的少数人，看上去每年的互助医疗费用都在告罄、告急，年年加码增加农民、老百姓的医疗互助费用的承担比例和额度，但是最终还是不够用。这等于变相地增加了农民和老百姓的负担，只是这个取费名称叫做“互助医疗”，而不是以以前的“三提留、五统筹。”从最初的每个人10元每年到现在每年300元每年左右，20年飞升了30倍！不断攀升，也不断加码的结果就是，农民的负担实际并没有减轻、百姓的病痛也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重，病死率看上去越来越低，发病率却越来越高，这真是一个奇妙的制度设计，严重违背和违反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更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为人民获得不断发展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与美好生活作保障的前提基础。“医疗免费”制度必须呼之欲出，恐怕又“千户万户不出来。”
    很多常年飘荡在外的人，甚至没有机会在父母病床前尽孝，父母就走了。
我看着母亲在病床上，认真地配合护士小姐姐扎针，像个小孩，生的渴望和欲望，让她每天经受各种各样的药水的考验。而我，也在陪着她在这家医院35天过后，体重长了10斤，经历了2018年初最寒冷的冬季。

    面对高昂的医疗费用和不堪重负的各种医疗压力、生存压力。我们的思考有什么用呢？穷人越来越看不起病，病越来越多，花的医药费越来越高，表面上看上去报销比例也有所提高，并且对于所谓的大病报销比例也在不断攀升，而农民和老百姓的医疗费用负担越来越大，已经不仅是医疗互助费用每年的300元左右，而是一旦得病后的倾家荡产、人财两空，并且没有从本质上将生命保驾护航，也没有将生命的尊严予以呵护。这种医疗制度的设计，已经远远地抛弃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嘱托。
    我知道很多漂在海南的人们，都在努力地追求梦想，真正是起的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吃的比猪差，女人当男人使、男人当驴使。为了实现心中的梦想，为了能够光宗耀祖、衣锦还乡，真的是拼了命了。然而，如果海南的医疗保障跟不上，还要继续执行目前的医疗制度，让在异乡的海南人，根本可能进不起医院，睡不起病床。感冒了只能喝点姜汤红糖，甚至连姜汤红糖都没有条件煮。或者如一般的胃病吃点“胃必治”或者三九胃泰之类。这种怀揣梦想、行走在海南生活底层，看上去风光无限，实际内心彷徨、口袋里没有钱的金融民工、工程建设者、企业开创者、梦想追逐者，在海南，其实一回头，看看老家，看看老百姓的日子，岂不也是五十步笑百步。体制内的各种医疗费用报销制度，和体制外的医疗费用制度设计，正在成为一道不可逾越的墙，这堵墙阻隔在人民群众和执政者之间，形成了制度不可逾越的鸿沟，逐渐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越来越远......所以，海南自由贸易港，不能再建成资本主义制度模式的医疗体制制度，更应该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免费医疗”的医疗体制，站在这个高度设计海南的乃至全国的医疗卫生制度，才是真正地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才是真正的走上了新时代的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

    谨以此文，献给拼搏、挣扎、追逐、努力、彷徨、痛苦、执著在海南打拼的朋友，愿你一切安好，我不是药神，我也不是海南医疗卫生制度的设计者，无力改变这些，但是我们一定不要绝望，就如那句最简单的世纪之问：
    “世界会好起来吗？”
    “明天肯定会更好些！”
    （一松手，就可能成为永别.我的父亲在重症监护室，拉着我母亲枯黄的手，不忍松开，他们这代人对于感情的表达、生死的理解、人生的执念，也许只有经历过他们这个时代的人，才更懂、更热爱。）    (原创 卢欥锟)